[5]另有一部宪法（1952年《波兰宪法》）有希特勒的名字，那是在负面意义上说的，与本文写作目的无关，故而未统计入内。
[9]中国人紧随其后，在文革的第10个年头，人名入宪的努力终于成为现实，1975年《宪法》将人名人宪。2004年《宪法修正案》出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字样（《修正案》第18条），但未见相应的人名，这表明人名入宪还是有所节制的
这就需要全面地从社会与文化的角度，以世界的眼光来对这一现象追根溯源。在你死我活的时代氛围里，统治者需要用意识形态统合力量。从上面的描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世界主流宪法中确实没有出现人名，无论是作为习惯宪法的典型—英国宪法，还是作为制定宪法的典型—《美国宪法》都没有人名。[9]中国人紧随其后，在文革的第10个年头，人名入宪的努力终于成为现实，1975年《宪法》将人名人宪。所以1975年《宪法》在保密状态中通过时，未见有相关问题的讨论。
《卡塔尔临时宪法》有卡塔尔国埃米尔艾哈迈德·本·阿里·阿勒萨尼谨昭告字样。1982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相较有了很大进步，这主要得益于1978年11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3．行政法上对私有化境外契约之回应。
而以此来反思于基础建设之行政上，决策者自然必须以利害关系之趋势来决定行政优先之秩序，以取得公共价值之平衡，防护机制就是公法上政府契约与私法上之政府契约间之分野。根据国会国家审计部（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之统计资料，美国大部分的州于购买服务时，均有境外契约（off shoring contract），即政府公部门及人员（state official and organization）并不直接与境外之契约订作人接触，而系与本州境内之契约订作者（state contractor）签订合同，再由后者转包该契约服务事项予境外契约订作者。仅能产生基本权第三人効力之问题，即国家须保障该私部门对第三人（公民）之给付品质。但为何需要妥协，因为个别国家在成长过程中，有其独特之法令制度及历史渊源，防护机制系移植最佳之实务经验到特定案件之中。
五、结论从以上对英、德、美公私合伙发展现况的比较，可以推定英国从PFI至PPPs之演变，已成功地整合私人资金、社会资本与技术，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在政府契约导引下，成功地发展出公法下之政府契约（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及私法下之政府契约（private law of governmentcontract）的模式。合作目标是否一致，有无互补性、有无法拘束力、合作目标是否限于公权力、公部门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均非在考虑之列。
美国在PPPs之发展过程中，行政法学界多以私有化（privatization）契约外包（contract out）、委外代工（outsourcing）或市场化（marketization）等专有名词处理之。比较上，德国行政法总论一直严格遵守Otto Mayer以来，以行政处分为中心之论述，架构个人权利保护于自由法治国及社会法治国宪法之内，行政一体之诉求，仍未完全退缩，所以行政程序法之行政契约系隶属契约，修正之行政程序法将投资型契约限缩于公法效果之性质，方可视为公法契约。又学者Ellen Domin迳认私有化下之外包契约，不当地将私有化意义下之顾客视同行政法上之公民，仅是购买服务满足顾客，而忽略行政法下公民积极参与之自我统治（act of self-governance）,致政府隐藏在私有化下背后，阻止其与公民直接接触之机会，确非责任政治应有之现象，笔者认为Ellen Domin之论述，比较与德国公法遁入私法行政之理论相类似。公部门有其维护公民基本权、给付不停止之公法价值。
即使系限缩的见解，对德国行政法总论之冲击仍然很大。（3）失业保险（Unemployment Insurance, UI）: 7个州己有境外契约，内容为社会给付之电子技术（IT）服务功能。如欲以州立法限制之，则系规范了宪法所保障之国外及州际贸易条款（Foreign and Intrastate Commerce Clause），而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8项，该权利系联邦国会所专属，其部分条文内容略下：Congress…is to regulate commerce with foreign nations, and among the several state, and with the Indian Tribes，故限制私有化之契约外包及其嗣后境外转包之立法或行政命令，均是非合宪性之立法和行政行为。2．冲击之原因：以行政契约替代行政处分。
上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舍契尔夫人（M. Thatcher）为解决财政赤字、公共服务质量低落问题，推行政府再造与行政改革措施。准此，本文拟论述PPPs在英、美、欧洲等国家之发展，兼及行政契约在公私合伙中之定位及如何划分社会国理念下给付行政与其它基础设施行政下之差异，是否在公私合伙之框架下，政府职能之社会福利私营化，应与提供产品与服务之市场化（讲求效率及利润极大化），应有所区隔。
4.签订长期契约），其余政府不予过问。另外，Jack M. Beerman教授从行政程序之正当性切入，认为行政程序法与信息公开之相关法令，应适用于外包契约之订作者（contractor），且行政机关应要求该契约定作者揭露，公开必要之重大信息（material information），如未揭露，视为契约无效之主因，又Paul R. Verkuid教授也指出，政府职能有其公共面向，凡涉及公共政策议题，公部门相关机构不能任意被更换（笔者按：美国自1996年社会福利计划私有化后，各州取得国会之立法及联邦授权，不仅对外购买服务，并且将原管理社会福利计划之州机构与公务人员一同裁并，委托相关职能予契约订作者，致毫不尊重公部门，不宜任意撤换之公共议题）。
追求利润极大化之私人企业正式潜入社会福利行政之大饼之中。由于以境外契约与转包之方式执行社会服务计划，不仅价格低廉，容易创造利润，更可节省成本，以国外进步之IT之技术加强社会给付之质量，故大量被美国各州所运用。笔者认为国家之执行责任，至少应负监管职责，尚不会沦于仅有付费功能。而国家与照护提供者应系公法行政关系，监督后者对被保险人（公民）之给付应有一定质量，则产生基本权第三人效力问题，于此照护提供者自然不能主张基本权，而系应由受益之第三人主张之。行政法各论下之行政任务，不可能由具有私法性质之合作型契约予以达成，无论该行政任务之内容系PPPs之国家投资或政府采购。而属于社会福利给付之设施行政，居英国全部PPPs业务量之第二位，迄未闻有重大弊案及争议，足证英国之政府契约在完善的公法架构（public law scheme）下，运行于PPPs之中，必须归功于司法审查之强力介入与公证性。
英国之政府契约（government contract），常被冠以公法下之政府契约（public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或私法下之政府契约（private law of government contract）一起讨论，公法与私法之分野虽未若大陆法系国家般泾渭分明，其区别的实益，就是契约的定作人（contractor）于执行公共职能时（public function）是否己取得公权利之身份（public statute），而必须接受司法审查（judicialreview）。（2）如私有化之契约外包及转包，已取得民主正当性，各州欲限制转包，自然系违反联邦法律。
学者David A. Supper的论述比较实际，直接挑战委外契约之效率或成本，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福利计划私有化之行政契约，而不挑战政府职能私有化之合宪性。二、英国公私合伙之发展过程1.源起。
所以市场效率及节省成本不是惟一选项。唯学者的见解自然较行政与主法前进，兹以学者P. J. Tettinger的见解为例，其主张凡公私部门合作履行公共任务者，均可涵盖于公私协力之概念之中。
所以私法下之政府契约，系统部门所乐于见到。事实上，公、私合伙本来就是公、私部门对其各自公法价值协调下之公法契约。惟公私合伙之内容，不限于给付行政，其它重大工程之基础设施行政，如采购合约等，均为公、私合伙所规范之事项，实无法与社会基本权同等对待，且鉴于社会福利设施与福利服务，是否宜市场化，成为社会国之国家任务，早已有质疑，故德国将社会基本权拉回行政契约之规制，以确保服务质量，是有其理由的。在与私部门合作时，大量运用契约履行政府任务。
故PPPs在行政法总论下，已有其一定之地位，而与流行之议题如私营化、国家瘦身、去管制化、国家调控等相呼应，不外系对现代政府所认知之秩序法制危机、社会技术变迁、行政改革等要求所作之回应与新之观察领域。按德国立法例及实践，对公私合伙下之契约限缩于公法效果之合作型契约，确属令人激赏。
医院一旦定约执行政府照顾病患之公共职能，即取得公法人资格。特别是英国成功发展的PPPs，建构公法下之政府契约及私法下之政府契约之模式足资赞许。
后者解决了英伦海峡与欧洲的运输问题，促成了201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之举办权。固然，私人营造被认为有效率及节省成本，但如该功效系政府法规松绑，致税收减少、赤字增加之结果，似与完成公共任务之目的不符。
但政府功能私有化后本来已很难监管，如再以境外契约之方式执行契约之细节，更无法监管。C．制度趋势（Institutional Approach）。又根据加州州政府之审计报告（State Auditor Report），该州2007年共有185个州之合约，金额共计60 000 380万美元转包予境外契约定作者，这只是有上报之粗略统计，其余各州均逐年增加其私有化下境外委托之契约，其势无法可挡。公私合伙在德国之发展，固对传统行政法学的行政一体理念及行政处分建构下之强制手段与救济，造成上述之冲击，惟在Ziekow、 Tettinger、 Schupper等多位比较先进之法学家倡导下，以及知名学者O. Bcchof; W. Brohm; P. Badura等均持相同看法，咸认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如已改变，行政法体系就不能不随之演进，导致行政任务变迁时，行政法必须有相同之回应。
根据英国国家审计办公室（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于2007年统计，英国的交通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在2005年共进行42个PPPs，金额高达203亿英镑，独占鳌头。因此，如合作契约的公法价值，如果远越过私部门之利益时，经由法院适用，解释为公法契约时，对公民权利保护更显具体，因为国家参与公共建设、扩大投资，及政府采购，本身即具有行使公权力之性质。
从合作之项目，可知英国在PPPs之实践上，并不区别基础设施之公共行政与公民生存照顾之给付行政，最大宗者仍然系交通建设中之采购合同及重大公共工程之支出，其次方为公民社会基本权下之基础设施。相对地在Partnership in Care一案中，法院即认为告医院未提供足够之专业人员及设备，照顾病患，系违反1984年护理设施及精神护理设施（Nursing Homes and Mental Nursing HomesRegulations 1984）之规定。
3．契约的公共价值在PPPs之论述。2007年8月31日，美国Idaho之州长以行政命令禁止已取得美国境内合同之契约定作者，将该合同转包予境外。
网友点评
已有0条点评 我要点评